我自己曾坐在佛罗伦萨的亚诺河畔，思考着一个文明、一个文化，写下了《叫做亚诺的河流》（收录于《写给Ly‘sM》，一九九九年联合文学出版），我思考着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后果，这里的人经过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，承受宗教对于人的压力，一种禁欲、对欲望的不可讨论，才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从宗教的禁忌中挣脱，去确立人的意义，开始画人。在前一千年中是不可以画人的，因为人没有被描绘的价值，但从那个时期开始，他们开始面对身边的人、开始去描绘，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蒙娜丽莎坐在那边微笑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肖像画而已，它标志着一个人可以被当成人看待的意义与价值。

我坐在那条河边想，在我们的文化里，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，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义与价值。我们似乎很少有一幅能让你记住的肖像。当然，我们会在某些地方看到少数几个肖像立在那里；或者打开报纸、打开电视，看到许许多多的肖像，一个凶杀案里就有两个肖像，一个杀人的、一个被杀的。肖像似乎无所不在，却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被记忆、被欣赏，或者被仰望、被思念的，它能够稳定地存在着，而不被时代冲毁。我想这是为什么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会让人怀念，因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，在那样的一个思索过程中，留下来的肖像是足以作为榜样，引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。我们的社会好像少了这一个部分，是消失了或者是被冲乱了？ 

我并不是说，要恢复过去的英雄崇拜，或者是对于伟人的仰望，我不觉得应该要退回到那个时代。可是我会感觉到，崇拜本身是一种高贵的情操，我不希望针对某一个个人，但我希望心里能保有崇拜之感或者仰望之感。我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个使我可以仰望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，我会跑到佛罗伦萨坐在河边，是因为我觉得有些生命是让我崇拜的，他们让我觉得他们是崇高的生命。可是对新时代的年轻人而言，他们在商业文化里成长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崇高，甚至他们所崇拜的偶像，也可以是不崇高的，可以拿出来调侃、开玩笑或者污辱的，这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混乱，就是人内在有没有一种情操叫做崇高，或者叫做洁净，或者叫做高贵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不是人性就走到不高贵、不崇高，比较低俗的或者粗糙的状态中了？ 

我常在旅游中，到了某些文化的市镇，就会拿来跟自己的故乡做对比，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反省与感触，当然一下子不可能有答案，只是心里面会怀着一个很大的盼望，应该不至于完全落空吧，总觉得会有一些踏实的东西，在这个社会里面慢慢被找到。 

今天我们说，这是一个富裕的时代，商业的富裕提供了物质上的满足，我们很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，一双鞋子、一件衣服，甚至一个人，拿钱就可以买到了。可是中间有一个东西，在容易购买、容易贩卖的过程中，遗失掉了，这个遗失的部分恐怕就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难题。 

小时候，我们会为了一本同班同学忘掉的笔记本，翻山越岭渡过淡水河送去他家，那时候淡水河桥很少，我要绕很远的路，从延平北路、迪化街，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桥那一带，然后走过大桥到三重，到同学家，现在那个记忆很深…… 

我的意思是说，“难”绝对是生命中幸福的开始，“容易”绝不是该庆幸的事。 

我家里有很多破鞋子，朋友来看说，这个起码已经十年没有穿了吧，我说对，他说那还不丢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丢不掉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解释，因为它里面有记忆，它不只是一个物件。这些鞋跟我的脚已经发生了一种每天一起走路，走过长长一段过去的关系；同样的，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，虽然他的身体在衰老，可是你会知道他衰老的每一个细节，所以你不会轻易离开。我常常听到学生跟我讲他们的苦闷之后，我一方面悲悯，另外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大的庆幸，庆幸我没有活在他们的时代里。我知道他们的苦恼在哪里，可是我真的也无法为他们解答，我只能告诉他们，可不可能多一点盼望、多一点期待、多一点珍惜？ 

可是所有的物件、关系都真的太容易获取了，教他怎么珍惜？他知道永远还有机会要很多其他的东西。 

我常常跟人家讲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伊朗，但因为阿巴斯，我想去看看这个国家。我尊敬那个民族，因为那里有一个这么好的导演，让我看到生命有信仰，有一个他非常相信的东西。尤其是他有几部电影是在伊朗大地震之后拍的，路也断了，物资都没有了，在那个状况下伊朗人还是活下来了。我真是佩服这个导演，他把人的信仰忠实呈现出来了。 

信仰本身是一个过程，它并不在于终结点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是真的要崇拜一个人或盼望一样东西，而是保持心里面的崇拜感；这个崇拜感的对象可以是对宇宙、可以对不可解的海洋潮汐、可以对人世间复杂的因果。这种信仰、崇拜感是经过思考的，不是像过去有一段时间被强迫要崇拜英雄伟人，这种强加的崇拜，是权力者的愚弄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痛苦。 

另一方面，商业用金钱堆砌的偶像，也会让人没有办法思考。你去买他的照片，买他的商品，看到他就兴奋得又哭又叫……我想，那是另一种形态的愚弄。在我们摆脱政治上的愚弄后，商业上的愚弄却是变本加厉地在发展，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反省。

蒋勋